《丝绸之路文明展》讲解词（新编）
文博来源：程丽君修改版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古“丝绸之路”东始于古代长安（今西安），穿越过河西走廊，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绿洲，跨越帕米尔高原，向南到达南亚，向西经过中亚地区，延伸到地中海沿岸。“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通道，它连接了中国、印度、希腊、埃及、巴比伦等世界文明古国，横贯亚洲，连接欧洲、非洲。古代“丝绸之路”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涉及到东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多领域的交流。
第一单元 丝绸之路的前奏
在距今5000年左右，驰骋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成为最初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甘肃是古代中国最早接受并传播东西方文化的前沿地带。
这里展出的是权杖头，权杖头在我国发现的数量并不多，主要集中在甘肃、陕西、新疆等地，在中亚、西亚、埃及出土较多。权杖头是一种身份、地位、权威的象征，在古代可能是部落酋长、氏族首领及有威望的人持有。这件四羊首铜权杖头出自四坝文化，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夏代晚期。它高8厘米，口径2.8厘米，腹径5厘米，底径2.4厘米。发现时銎孔内还残存一段木柄。腹部对称地铸有四个盘角的羊头，其造型和结构都比较复杂，是四坝文化铸铜工艺技术的代表作。
这是我国早期的青铜器，属齐家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齐家文化是我国发现最早青铜器的文化遗存之一。这些青铜器对研究早期“丝绸之路”上冶炼铸造技术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这件金鼻环，形似手镯，圆形开口处呈扁圆夹口，黄金质地，为上层贵族所用。类似这样的器物，至今仍为印第安妇女沿用。
玉：是一种温润光泽的美丽矿石，经古代先民雕琢成器后，便被赋予了灵性，融进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古代玉器是沟通天地、祭祀鬼神的重器。齐家文化有大量的玉出现，玉璧、玉琮常配合作为礼器使用，是玉器中的精品。《周礼》言：“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璧、琮中心皆有圆孔，以示天地间灵气之贯通。这与早期“丝绸之路”新疆玉向内地的传播是一致的。
独立柜中陈列的这件绿玉琮，器形规整，雕工精湛，玉质细腻、光洁。玉琮，中圆周方，象征天地，是目前所知齐家文化中工艺水平最高的一件，被定为国宝。
环纹货贝，距今4000年。史前时期，人们将自然界中的蚌、贝壳和兽骨、象牙等器物制作成装饰品。而装饰品作为中介物发挥了货币的职能。这些环纹货贝，经鉴定是产于我国台湾、海南岛、西沙群岛一带的贝类。这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甘肃先民就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有了间接或直接的交往。
这件齐家文化蚕纹红陶双联陶罐的腹部刻划的图案有专家认为是蚕纹，共六条，分为两组，蚕有头、嘴、眼、尾巴，身上还有八九条平行线纹和折线纹，表示蚕的多节肢。这些蚕纹与甲骨文“蚕”字和其它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蚕纹极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蚕纹形体较长、大，蚕身弯曲度比较小，又是以群聚的形态出现，很可能是人工养殖的蚕。
甘肃东部的泾、渭河流域是周、秦的发源地。周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高峰期。这里展出的是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器。根据器物上的铭文，墓主人是援伯，这批青铜器推测是墓主人自作之器。这件提梁铜卣，呈圆筒形，带盖，两端铸有牛首，形象生动逼真。在盖内及腹部内均刻有铭文：“援伯作宝用”。铜爵、铜斛、铜角等等均为酒器。
百草坡墓出土的兵器有戈、有戟，还有短剑。戟是我国古代都有的一种多功能长柄武器。作战时可勾、可刺还可横砍，杀伤力很强。这件人头形铜勾戟刺刀部铸成形象奇特的人头形，深目浓眉，批发卷须，大耳巨鼻，嘴唇突出。最引人深思的是，腮部有线条粗而深的唇形纹饰，这一形象显然非华夏人相貌，很可能是当时对西周王朝威胁最大的猃狁人。常见的有为“十”字形状，这类勾戟罕见。兵器首部用异族人形象，有炫耀战功之意。
灵台白草坡墓群车马坑：车马坑陪葬制度是西周墓群的典型制度。坑内四匹马骨骼排列整齐，而且马车车轮印迹清晰，各种车马饰器散落坑内。这套是专门用来固定车轴顶端，使车轮不致脱落，銮玲为车饰，下部是长方形的座，此器物流行于西周。
甘肃是秦文化的发祥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甘肃天水秦安县大堡子山圆顶山一带，发掘了被历史尘积掩埋了两千七百多年的秦先公大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饰片与其它精品文物。
秦公鼎：春秋早期。整个器物主纹饰以垂覆或重鳞纹。鼎腹内壁清晰可见有两行大字：“秦公作铸用鼎”铭文，从器物的铸作工艺到形制，尤其是纹饰，铭文风格，完全承袭了西周铜器的做法。秦的文化和制度大多继承了周的风格。
金饰片：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这些金饰片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700多年，但至今金光灿灿。饰片上较多用的口唇纹、云纹、兽面纹等与中原地区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的纹样相同，表明秦人吸收、融合商周大国文化的方面，其用途，有的用于装饰车马，有的用于装饰衣物，这种口唇纹鳞形饰片，有专家认为，是秦公棺椁上巨大鸟形的组成部分。可以想见，当年由各种金片组合成饰于棺椁上的一对对大形金鸟是多么华贵壮观，辉煌灿烂。这种独特的棺饰是秦人鸟图腾的再现，也是秦人族源的解释。而这几件鸷鸟形金饰片也印证了秦人对鸟的重视与崇拜。对于这些金器的来源也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来源于秦岭西部的黄金矿，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些黄金很可能来自河西走廊或阿尔泰山地区。
车饰：这些车饰和饰片的形制、风格与马家塬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接近。马家塬遗址中出有相当数量的金银器，大部分用于装饰车辆，一种是在其它材质的车舆构件上采用包金或错金银工艺制作而成，有圆形包金铜车饰、蝶形贴金铜车饰、亚腰形包金铜车饰等。更多也更精美的是大量的用薄金银片裁剪成的镂空的车体装饰件，有长条形、三角形、十字形、方形等各种形状，纹样有卷云纹和以卷云纹为母体的变体几何纹。这些金银饰片用来装饰车舆的几乎各个位置，有车厢、车衡、车轭，车轮则用三角形饰片交错装饰成圆形，或用不同图案的饰片围绕数周，颇为精美。
翼兽形提梁盍：器身为一只四足怪兽，两侧有兽的双翼，这种奇妙的构思在青铜铸造中新颖别致。
战国鼎形铜灯：铜灯的灯盏为反扣的器盖，从器腹两侧伸起的两个活动支架将铜盖托起，盖内可燃油点灯。这件铜灯作战时携带方便，放下支架，合闭于器腹上，器盖上的一对宽嘴鸭首扣住活动支架。在鼎内装满燃油时，由于器物制作得严丝合缝，油不易漏出，是一件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匠心独具的精品。
蟠虺纹、凤鸟纹铜编钟：一组九件，出自圆顶山秦墓。编钟是盛行于周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分斜挂式的甬钟和悬挂式的纽钟两类，大小不同的几枚钟按序排列为一组，所以叫“编钟”。早期多以三枚，后来逐渐增多，甚至有十余枚为一组的，秦墓出土的这套编钟为九枚。
生活在亚洲北部辽阔草原上的塞种、匈奴、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往来迁徙，在早期的东西方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带来了草原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同时也将华夏文明远播到了中亚、西亚与欧洲。
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发现的反映畜牧、狩猎和动物纹样的具有北方草原风格的青铜文物距今三千年左右，与鄂尔多斯的及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艺术风格相似，对我们认识早期丝绸之路有启示作用。双驼、双马、五龙斗虎等青铜透雕饰：在北方游牧民族动物牌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为附着于皮制品如腰带或马具上的装饰物。金饰：战国时代，甘肃清水县出土。装饰在器物上，可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鹰头形青铜权杖首：永登榆沟沙井文化墓出土。鹰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崇奉的猛禽。鹰饰，在古代藏族和蒙古族使用较多，他们视鹰为“天神”，作为民族的图腾崇拜。这个鹰头杖首器是部落首领身份地位的象征，他们手持有鹰首的杖头以象征权威。铜鹿、连珠纹铜带饰与犬纹铜牌饰、环首铜刀及镶绿松石金耳环：均出自沙井文化墓葬。这些器物各具特色，具有民族风格。金耳环，下连的耳坠镶嵌有绿松石，可能为有身份的人所佩戴。
第二单元 丝绸之路的开拓
汉武帝时期，张骞曾两次（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出使西域，以联合乌孙、大月氏、康居等诸国，共同抗击匈奴，从而开通了促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之路。张骞“凿空”之后，西域国家也派使者回访汉朝，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贸易和交流规模不断扩大。
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交流的顺利进行，汉武帝时期，汉政府在甘肃境内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还在各郡设置了专供商人、使者休息，补充给养的亭、置等机构。修筑了玉门关和阳关两个关隘，设兵驻守。东西方经由“丝绸之路”得以进行全面的交流。
发现于甘肃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的遗物印证了汉中央政府的一系列举措，现将较为典型的遗物介绍如下：
（在早纸术发明之前，汉书是书写在绢帛和简牍上的，绢帛因为比较贵重，而且不宜零散割裂，因此普遍而大量使用的汉字载体是竹木简牍。由于早期纸张质地粗糙不便书写，而且产量小，所以，即使在造纸术发明之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简牍仍为主要书写材料。实际上，直到晋代以后，简牍才完全被纸张所取代。其中以秦汉简牍最多，记载了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风俗、民族关系以及中西交通等各方面史实，为我们研究秦汉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甘肃被誉为“简牍之乡”，简牍多发现与边塞长城城鄣烽燧、墓葬及洞穴。所谓“简”，指的就是由竹或木削成的长条形簿。一般是没简写一行，偶有两行者，字数则因简的长度及字形大小而异，少者数字，多则数十字乃至百余字。若干简牍编联起来即成“册”，通常一册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这是我过书籍的最早形态。所谓“牍”，是被削成的宽余于简的长方形薄木板。）
这里展示出的甘肃发现的简牍，除了有关军事内容的外，还有记录两汉时期社会生活及对外交往方面内容的，如“悬泉置封检”、“大イ衣驴”封检、“康居王使者册”、“送精绝王诸国客”简、“过长罗侯费用簿”、“乌孙贵人传舍制度简”、“客大月氏、大宛，……使者十八人，贵人□人”简、“疏勒王子骆驼死亡爰书”、“鄯善王副使等奉献诸京师传”、“使者偕于阗王等西行传”、“制诏送松师王”、“乌孙客传”、“建武三年《燧长病书册》”、“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奉例册》”、“元致自方帛书”、以“论语”、“日书”、等典籍内容的简。
汉代实行厚葬之风，这一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品往往数量较多，而正式这些随葬品使我们得以对当时的日常生活、农业和渔猎生产、思想意识有一个形象的了解。这里展出的实物有：“万石”仓印、陶制勺、食具（木匙）、涂漆筷子、木梳、出火具、黄羊夹（狩猎具）、“马厩图”木版画、渔网、冥衣、蹴鞠等。
1969年10月，甘肃武威市雷台的一座东汉晚期的汉墓中，出土了231件随葬品，其中青铜器就有170件，极两万多枚钱币。墓中还随葬有很多铜质生活用品，如桶壶、铜耳杯、铜叉、铜釜甑等，其中几件器物制作非常精美。此墓随葬品中最珍贵的当属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队。
我们先来看看此墓中出土的几件青铜器：
1、鎏金错银铜尊：平底、三足、盖顶有握环，盖表饰瑞兽、云气纹，盖内为盘龙，周围饰奇禽异兽，器物内外均为鎏金，腹部纹饰为盖表一样，内腹部也有盘龙，尤其图案、造型、纹饰来看，为一般汉墓中所罕见，因而称得上东汉次类器物的代表作品。
2、铜连枝灯：高146厘米，宽66厘米。覆钵状底座，上饰瑞兽和云气纹。直立的主干分三段套插而成，每段均饰有连环和镂空叶片，干枝穿环而上。段与段的衔接处各有一个十子形托架，托架四端插有透雕鸾凤缠枝纹叶片，叶片末端承托小等盏一只，灯盏外沿又插饰叶形火焰片饰。每个托架上有灯盏4只，而主干顶端饰镂雕仙人骑鹿，仙人高举双臂，合手擎托大灯盏1只，总计大小灯盏13只。
3、再来看看这座釉陶楼院，此楼院为陶质面施以绿釉，由可以拆卸的23个部件组装而成。纵67.7厘米，横54.4厘米，通高105厘米。楼院平面略呈方形，中央矗立五层楼阁，每层均四面出檐，正面开设门窗。四周筑封闭式围墙，正面开门，门侧面各出一拱，上层门楼已残失。门两边各开一窗。院内有隔墙，将前院分为一大院，两小院；后院也一隔为二，隔墙有门相通，院中为五层楼，每层均四面出檐。院墙四角，各有一方形望楼，望楼之间以飞桥相连，桥身两侧皆有鄣墙，呈悬槽形，以防敌人由外射袭。是既可署理公事又可坚壁防守的官寺的真实写照。这一多层建筑模型，为研究我国东汉庄园的古代建筑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马是汉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也是当时军队作战的有力机动武器，西汉时期，汉武帝远征匈奴，为得到西域的汗血宝马，曾派将军李广利发兵十万，迫使大宛献出了三千匹汗血宝马。
4、铜奔马：高34.5厘米，长44.5厘米，宽13.1厘米、重8公斤（16斤）左右。铜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状。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鸟的刹那间，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马疾速向前的动势。铜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中在一足之上，着力点只有约1平方厘米，而奔马却显得非常平稳，它的重心完全符合力学平衡原理，体现了古代工匠对力学平衡原理的精确掌握。铜奔马是按照良马的标准塑造的，它集河西走马、大宛马、蒙古马等马种的优点于一身，特别是表现出河西走马的对侧步的特征。凉州骏马遨游丝路、势凌万里的不凡气质，通过巧妙的构思经营、洗练的艺术造型和卓越的铸铜工艺完美体现出来，铜奔马成为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因此被确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5、铜车马出行仪仗队：共99件（主车舆车通长为36厘米，马高40厘米，奴婢俑高19.—24厘米），包括38匹铜马，一头铜牛，14辆铜车（一件为牛车，余为马车），17个的手持长矛与戟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它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铜车马仪仗队俑。显示出汉代群体雕的接触成就。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汉代末期严格的等级制度。
6、虎形琥珀珠：汉 武威市雷台出土 长1.2—2.5厘米 中有穿孔。其中一件双眼镶有黑石。利用琥珀的团状形体刻划出蜷卧的虎。
中国是蚕桑丝织技术的发明国，丝绸生产技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之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只象牙蛊，在它的口沿部发现有清晰的罗纹，腹部刻有编织纹和四条蠕动的蚕纹。从蚕的形态看，有人认为是家蚕，有人认为是野蚕。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相继出土有蚕类的纹饰，说明在距今三、四千年时，我国许多地区的居民都已认识并利用蚕丝。
甘肃既是中国丝绸远销西方的要道，也是丝绸的重要产地之一，考古发现的汉晋丝麻织品，品种繁多，色泽艳丽，工艺精巧，放映出我国丝绸纺织织染的高超水平。
1、刺绣花边：花边出土时置于织锦针黹盒内，呈带状锯齿造形，采用辫绣法全部施绣。在不到一平方米的三角形花纹图案里，绣有姿态各异、楚楚动人的小鸟，说明当时的刺绣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2、绢地刺绣屯戍人物图：汉代 武威市磨嘴子墓葬出土 长7.2厘米 汉代刺绣工艺较发达，保存下来反映显示生活中人物活动的作品仅凤毛麟角。该刺绣是在平纹朱红色绢地上用黑、白、赭、浅绿四色绣出图案。右立形体硕伟着为主人，此人散发，身着宽袖长袍，汉族。左立头戴尖顶帽，身着窄袖紧身袍的小吏，为少数民族。主人和小吏之间置有营门，周围为竖立的盾牌和戟戈，概约地反映出军营屯戍的场景。
3、安息铅币：汉代，灵台出土。正面边缘有一圈凸起的外国铭文，背面为涡形纹。据考证，这些铅币源自晚期安息铭文钱币，公元前二世纪安息统治整个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公元前一世纪到二世纪是长安通往罗马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4、《医方简》：1972年出土于武威市旱滩坡一座东汉墓中，大部分保存完好，发现共有92枚医药简牍。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中医领域，包括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疑难杂症等方面。收录各类方剂30多个，使用药物上百种。对病名、症状、应服药物、用量、药物炮制、剂型、服用方法以及针灸穴位、针刺深度、留针时间及至生活禁忌等，都做了详细的说明，这批简牍，为我们保留了不少古老的中医资料，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医学水平。表明当时的临床治疗不仅已经确立了“辨证施治”原则，而且已形成了较严整的科学体系。
5、《仪礼》简：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纵56.厘米，《仪礼》简牍共分三种写本，四百六十九枚简。内容分别为《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时》。《仪礼》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该简书写工整，是汉代墨书隶书的上品。
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甘肃境内保存了不少汉代文具，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件即使甘肃出土的“文房四宝”。（指笔、墨、纸、砚）
1、白马作毛笔：出土于武威市磨嘴子汉墓，长21.9厘米，毛笔长度相当于汉代的一尺。笔杆上刻有隶书“白马作”三字，体现了当时严格的制物勒工名的额手工业管理制度。笔杆顶端削尖，以便于簪带，反映了当时“簪毛笔”的习俗。白马作毛笔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精良的汉笔，可视为汉笔的代表作。
2、丸墨：出土于武威市磨嘴子汉墓，高4.5厘米。中国的墨起源很早，商代甲骨上已有墨书文字，但现存最早的墨仅在汉墓中有所发现，而且数量很少，这件丸墨为研究墨的源流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3、肩水金关纸：发现于居延肩水金关西汉墓，长21厘米，为我国现存的早期古纸标本。由本色的废旧麻絮、绳头、布料等原材料制成，以苎麻为主要成分，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说明在西汉中期，我国已出现了利用废旧麻料抄造的初级形态的纸。
4、蟠螭纹三足石砚：天水市汉墓出土，直径13.4厘米，石砚由砚底、砚盖组成。砚盖雕有盘绕的双螭。由于汉墨比较松软，需以研石磨砚，砚盖内正中有放置砚石的圆凹窝。这方雕刻石砚是难得的汉砚佳品。
汉代是甘肃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武威为河西走廊重镇。“丝绸之路”开通后，经济日益繁荣，文化发展。汉代的民间艺人通过木雕这种特有的表现形式，雕刻出各种不同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但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甘肃汉代木雕至今仍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此展出的汉代木雕艺术品有木独角兽、木羊、木牛拉车、木牛拉犁、木鸡、木卧狗、木马、木舞俑等。
1、木独角兽：磨嘴子汉墓出土 长57厘米，为汉代木雕中的佳品。独角兽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又被称为“獬豸”， 通常放在墓门前用来镇墓，起镇墓辟邪的作用，能触抵邪佞（ning），辨别是非。关于独角兽能决狱讼、指邪佞的传说，在古代影响很大。独角兽的形状，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与犀牛有关。这件木独角兽，表现出雄强的力度和威猛的气势，可称作汉代木雕艺术的代表作品。
2、木牛车：磨嘴子汉墓出土 长60厘米，两千年前的木牛车，保存完好，车轮尚能转动。这种高轮车是河西走廊车辆特有的样式。在沙漠戈壁行进时，轻灵平稳，不致深陷停滞。
3、木牛拉犁：磨嘴子汉代出土 高18厘米，牛的整体造型简洁、浑厚，勾勒出的骨骼和肌肉，强壮有力；牛身体均为黑色，只在眼睛部位用白色粗线画了一个圆圈，以突出牛眼的特点。
4、木卧狗：磨嘴子汉代出土 狗是人们日常生活驯养的家畜，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只狗正在警觉的注视前方，等待时机为主人尽职尽忠，形象生动传神。常言道“画兽难画狗”，而这只狗是用一块木头雕刻而成的，可见匠人刀法娴熟流畅。
5、木马：磨嘴子汉墓出土 高81厘米，作为河西走廊的重镇武威，在汉代设置了最大的军马场，为抗击匈奴，发展经济，方便交通，汉朝在这里培育繁殖了众多的良马。这匹马就是按着良马的模式雕刻的。
6、木六博俑：磨嘴子汉墓出土 保存完好的汉代木雕已不多见，而表现生活情景的人物木雕尤为罕见。这件木六博俑，为一对博弈俑，两老者相对跪坐，中间为黑色棋盘，以白色绘规矩形格。棋盘一边的老者右前臂前伸，以拇指和食指持长方形棋子，其余三指伸直，作投子姿态；对面的老者左手抬起作相博状，展示了两位老者全神贯注地博弈的场面，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对弈时蓄势待发的紧张气氛。“六博”是战国到汉代非常盛行的一种民间娱乐。雕刻技法简洁概括，人物形态造型自然生动。以黑、白、灰三色施彩，色雕素雅，富有变化，加强了木雕的立体感。
在中原地区战乱连年的岁月里，因远离政治风暴的旋涡，河西地区一度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和文化相对繁荣。这种时代背景，在戈壁滩上留存下来的许多墓葬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形象化放映。近几十年来，河西走廊不断有魏晋墓葬群发现，其中位于嘉峪关市东北方新城附近的墓群，最引人注目。这个墓群分布在长约20公里的地带，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虽然墓葬中的随葬品在过去已经被盗掘一空，却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墓室中的壁画，成为了我省文化资源中一笔珍贵的财富。
墓内壁皆为青砖砌成，许多墓画直接绘于砖面上；绝大多数画面都以砖为单位，每块砖表现一幅完整的景象。也有根据内容的需要，将若干幅相关联的画面安排在同壁相邻的几块砖面上且连续展开的。彩绘方法较为简练，往往在施绘之前，先在砖面上涂一层白色作底，四周以土红色勾边，然后在红色长方形框内作画。壁画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有仪仗出行、宴饮、奏乐、厨炊、放牧、狩猎、农耕、采桑、坞壁等，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的日常生活、农牧业生产、官场活动等。
这里我们精选、展出了其中的“牧畜图”画像砖、“双驼图”画像砖、“扬场图”画像砖、“狩猎图”画像砖、“切肉烤肉图”画像砖、“贵妇宴享图”画像砖、“耕种图”画像砖、“鼓吏图”画像砖、“抚琴图”画像砖、“煎饼图”画像砖、“抬水图”画像砖、“耕耙图”画像砖、“肩锨出工图”画像砖、“扬场图”画像砖、“临行话别图”画像砖、“羌戎少女图”画像砖等。
1、彩绘双驼图壁画砖：中间有两骆驼，左边的一棵树枝叶繁茂，骆驼正在昂头吃树叶。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河西的少数民族已开始驯养骆驼，至魏晋时期，骆驼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的更加广泛。
2、贵妇宴享图壁画砖：中间跪坐的是女主人，身旁陪衬四个侍女，三个持扇，另一个持物，画上方绘盘、樽、勺等物，烘托了贵族妇女的一种精神生活。
3、切肉烤肉图壁画砖：右侧绘一案，案前方一盘，一男子坐在案后切肉。中间挂着四条肉，下面有肉盆。左侧燃烧的火上架着一釜，旁边有一男子正在煮肉。案是汉魏时期居民生活中的日常用具，类似这样的场面其它墓中也有，如宰猪、杀羊、杀鸡等。
4、耕种图壁画砖：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二牛驾辕犁，一男子扶犁，中间一女子撒种，后面有二牛拉耱，男子右脚踩耱，右手拉缰绳。展现了使用的各种农具及从耕种到收获的全过程。
第三单元 丝绸之路的繁荣
1、唐三彩
这组唐三彩出土于甘肃天水秦安边区，体形较大。唐三彩是唐代盛葬之风的表现，它的内容除了有人、动物之外还有多种生活器皿，所以唐三彩也被称为是唐代的百科全书。 唐三彩是经两次煅烧制作而成的，先是在1100度的高温下素烧，冷却后再用釉料在器物的胎面上按设计方案巧妙搭配，再经900度的低温烧制，通过烧制过程中的铜釉流动，表现出各种颜色层次、浓淡。
这组唐三彩最精美的当属被定为国宝文物的三彩胡人牵马俑。三彩马比例匀称，肌肉清晰有力，头较小，嘴微张，低头偏向牵马者，显得很温顺，马施深黄釉，四蹄处有绿釉，釉质细润而光亮。牵马俑施深黄釉，光头，蓄刘海，双目圆睁，鼻翼张开，上唇及颜下有须，穿紧袖圆领大袍，下身着裤，穿靴，双手紧握做牵马状，从发形和衣着看，基本符合回鹘人的特征。
唐三彩远销海外，对朝鲜、日本、波斯的三彩都有较大影响，对宋、明、清后世三彩也有深远影响。
2、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是我国最早见于史册记载并颇有影响的一处早期石窟，始建于北凉时期，现存洞窟十九个，石窟造像以唐代为最多、最精美。
唐代供养菩萨两身：突出反映了唐代佛教艺术俗化的特点，体态丰腴，细眉，眼如弯月，笑口微微张启，看上去亲切而柔美。供养菩萨多出现在胁侍菩萨的左右，手中多有拿各种供器，做供养状。
胁侍菩萨通常立在佛的左右两侧，这两身胁侍菩萨形体高大，体态丰满，上身赤裸，帔巾裹双肩下垂后绕腹间一道，腰系锦裙，身体比例匀称，显示出其娴静温婉的性格。另一尊胁侍菩萨高髻长发，身体修长，低头沉思，双手合十立于莲台上，展现了虔诚的神情及温柔的个性。
主尊坐佛：结跏趺坐，阴刻波线纹肉髻，丰颐秀目，低垂下视的双眼和紧闭的双唇，流露出庄重沉思的神情，右手结空印，左手扶膝，又表现出恬静的心境，身着圆领通肩大衣，衣纹为梯形折出，线条流畅，简练写实，表现出质地的柔软和厚重感。造像比例适当、体态雍容宽松、显现出盛唐之风韵。
3、高善穆石造像塔：北凉（十六国）
佛教创立后，佛塔成为佛陀教主地位的象征，礼塔就是礼佛，这件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小型造像塔中最为精美的一件。由黑色玄武岩雕成，基座已失，基座之上为八面形基柱，刻有四男四女八身供养菩萨，且各像左上角刻有八卦符号，经柱上刻经文和发愿文、经柱上端为瓶形覆体，开八龛，为 脚弥勒和七世佛，均为当时流行的佛教题材。塔顶有北斗七星。放映了“佛道合一”内容，说明当时民众普通将神和佛等同起来的观念。
4、 泾川出土的金棺、银椁、铜匣
1964年，在甘肃泾川发现了唐代大云寺的塔墓地窖，出土了一套舍利容器，共五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玻璃舍利瓶组成。由大小相隔套装在一起。最外层为石函，由灰色大理石制成，顶上正中有铭文“大周泾川大云寺舍利之函一十四粒”，铭末有建塔官员和僧众的提名千余字。第二层为铜匣，通体镏金刻忍冬纹，盖顶嵌一银质莲花。第三层为银椁，通体缠枝忍冬，底座呈长方形，四周有勾栏平座一周。第四层金棺，棺盖及棺身用金片、珍珠、绿松石镶嵌成莲花，金棺内呈一玻璃瓶，内装舍利十三粒，形如米粒，质如真珠，中间有
人间所穿的小孔，这套舍利容器反映了盛唐时期金银细工的高度水平，为佛教艺术珍品，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宝文物。
5、石雕彩绘舍利塔
五代石雕彩绘舍利棺，1957年甘肃灵台寺嘴出土，质地为细密的灰白砂岩雕成，并敷以红、绿、蓝、白、黄等色，由棺盖棺身两部分组成，棺盖前周有且有朱雀，两侧分别为一龙一虎，前后棺门立有天王各两身，棺身左右为佛传故事，右侧为涅槃图，释迦牟尼侧身卧于佛床上，灵床两端各立一挽立髻女性，灵床周围雕十弟子举哀，十弟子之后是两身飞天，从天而坠，表现深沉的痛苦。
棺身左侧是迎佛图，一缕如意状的祥云飘然而至，佛结趺坐于云端，神态安详，整个场面欢乐热烈，同涅槃图哀婉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6、胡腾舞俑
隋唐时期的“西凉乐”被视为国乐，在演奏西凉伎乐时，常伴以胡腾舞。通常胡腾舞为男人演绎的一种舞蹈，以腾越为主，与之相对应的是胡旋舞，为女子演绎的舞蹈，以旋转为主。这件胡腾舞俑显然是胡人形象，鹰勾鼻，戴尖帽，脚登毡靴，穿窄袖束腰胡衫，身背酒葫芦，立于倒扣的六瓣莲花的中央展示着旋动优美的舞姿。
7、三彩凤首壶
唐三彩是我国古代陶瓷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唐代盛行的一种低温铜釉陶瓷，表面施黄、绿、白、蓝、赭、紫等多种釉色，以黄、绿、白三色为主，俗称唐三彩。这件器物出土于甘谷县，高31厘米，胎成白色，细颈，口颈相交初作一凤首，凤嘴张开，口衔宝珠，凤冠长伸至腹为柄，通体施黄、白、蓝、釉，造型别致，色调清雅，其器形与粟特银壶外形较为接近，而又配上风的装饰，融合成为中国风格。表现出文化开放、交流、融合的特点。
8、吐蕃金饰
这批吐蕃时期的金饰，多为带饰，在饰片的周边多有小孔，是用来穿系在皮带上的装饰物。“蕃”是古藏族的自称，,汉文史书中记载为“吐蕃”,与中原唐帝国(618- 907 年 )的兴起几乎同时,吐蕃在其与周边各部族的兼并斗争中逐渐强大起来,形成雄踞于青藏高原的地方政权,并于 7 世纪定都逻些(今拉萨市)历史上称其为吐蕃王国。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发现的实物，都可以证明吐蕃金银器从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成就,流行狮、羊、鹿、立鸟、立凤、兽等各种动物纹饰 , 同时也流行忍冬、卷草、缠枝花草等各种植物纹饰,还创造出一批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纹饰母题 ,形成既有唐、粟特等金银器的风格，又有北方、西北草原游牧金银器的特点的金银器系统，成为我国多民族古代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9、东罗马银盘
1988年秋，靖远县北滩乡一农舍房基下出土了此鎏金银盘，盘表面已付有黑色灰锈，底部如新，盘口经卷折捶打和旋磨，做成厚而扁的唇边。整个盘面和唇边向里可分为三层，外层纹饰主题为葡萄卷草纹，中层宽两厘米，分别饰有十二个动物和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的十二主神，中间为一突起园形银片，经压模的高浮雕纹样主题为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盘底还有490金币的铭文。
这件珍贵的文物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经济和文化和交流。它可能是一件买卖品，也可能是某种祭祀和宗教活动使用的供品。
10、唐代丝织品
大概在四千年前，甘肃先民即已知蚕桑丝织生产技术。以后不断发展，到唐代达到了顶峰。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对丝织生产传播方面有较大贡献。在唐代丝绸品种已十分丰富，约十四、五种。如绸、缎、罗、纱、绢、绒等。纹路有经线织、纬线织、斜纹织。纹饰更是异常丰富多样。另外还出现具有波斯纹特色的连珠纹和花鸟纹。唐代缬染经袱，出自敦煌莫高窟，用缴缬染法，染出红、黄、绿三色和四方连续长方形内外四圆点纹，柔和大方，历经一千多年而未褪色，十分难得。
11、木活字版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亚经》、金书《金广明经》
西夏五国非常崇奉佛教。从建国之年（1038年）起，就开始组织高僧翻译佛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把汉文大藏经中的主要典籍翻译出来，并且进行刊印。刊印方式有的采用雕版印刷，用的采用泥活字印刷，还有的用墨书或泥金抄写。这两卷佛经分别为木活字印刷和泥金抄写。木活字印本通常有如下特点：背面印字透墨深浅不同，有的一行的字上下不太规整，有的字歪斜，有的常用字明显是后来补印而成。这部佛经有木活字印刷的特点，因而断定为木活字印刷品。泥金书写的西夏文佛经在我国只有几件，这件为紫青纸上书写《金广明经》，楷书，色泽如新，书法精美，保存完好，为西夏乃至中国古代佛经中的珍品。
12、板画、西夏木
1977年，在武威市西郊林场发现座西夏墓，属于西夏晚期汉族官吏的墓葬。两位墓主人均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墓主人肖像画为正面像，头戴冠，椭圆型脸，胡须细长，身着交领宽袖长衫，右手拄长手杖。人物画法完全写实，画工也相当精细，颏下胡须根根可数。五侍男、五侍女，脸部面向墓主人，左右对称。五侍男、五侍女身穿色彩不同的圆领窄袖长衫。五侍男手中有的捧盆、捧唾壶，有的拱手佩剑。五侍女分别双手捧奁盒、盘、执拂尘或背包袱。驭马图中画一青年驭者，左手执缰、右手执鞭，作驭马状，另画有一匹备好鞍鞯，正欲奋蹄飞奔的乘马。
13、青铜牦牛
1973年在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出土。身体庞大，体重75公斤，被很多考古学家称为“丝绸古道上的稀世珍宝”。
这件硕大的牦牛头微前倾，嘴巴张启，为一头雄性牦牛在吼叫时的形象特征。那大幅度弯曲的牛角和极富装饰趣味的造型给人以力量和雄健的美感享受。牦牛尾巴的造型更是独具匠心，尾巴上细密、规则的流线型装饰线，给人视觉上增添了动态美感，显得生动活泼、富于变化，与牛头面部、眼部及鼻部装饰纹线相呼应，使整个造型更显和谐统一。从铸造技术和冶炼技巧看，无论从塑模，翻范，合范，浇铸整个过程都有很高的科学性，对熔炼及其火候、合金比例、浇铸时间每道工序的掌握也非常严谨准确，更显示出这件牦牛珍贵的价值。
14、八思巴文、银字符牌
符牌铁质，文字和虎纹毛发上镀银，圆牌，上有系绳佩带的活环。圆牌两面镶嵌凸起的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体字五行，一正，一背。正面内容经翻译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不从者治罪”。书法端庄秀丽。这件符牌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存世的实物极少，在前苏联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出土过一件，但图纹不是很清晰。这种符牌可以通行于中国和蒙古四大汗国，具有国际通行证的作用。
15、莲花托盏
漳县汪世显家族墓中出土，是目前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古代玻璃盏。又由于造型优美，色泽艳丽，工艺精湛，为玻璃器皿中难得的佳作。
16、耀州窑青釉刻花五足炉
耀州窑是我国北方唐宋时期著名的民间瓷窑。青釉瓷是耀州窑生产的主流，青瓷中尤以北宋时烧造的青釉刻印花瓷而驰誉中外。此炉为轮制，圆底嵌五足，五足为象的头部，灰胎，口沿上刻牡丹花纹，整体施青色釉，青中微发黄，釉与花纹相配很协调，显得炉体雍容华贵，为耀州窑上乘之作。
17、磁州窑瓷枕
磁州窑是北方一个庞大的窑系，遍布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内蒙等地。白地黑花是磁州窑制品的典型制作方法，纹饰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艺术效果，此枕在枕面上饰有一虎，横卧山林，上方题有“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底部有“张家造”印记，前后左右分别绘有折枝牡丹，兰草等花纹，纹饰构图严谨、典雅古朴，形象生动活泼，情趣盎然，为研究这时期的民间绘画等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8、西夏瓷器
西夏的瓷器制造业相当发达，品种多，且很有特色。以白釉、墨釉为多，西夏瓷器的装饰技法主要是采用剔刻花。白釉剔花罐主要是先在胎上施白化妆土，剔刻花纹后，罩透明釉。黑釉剔花罐是先在瓷胎上施黑釉，稍干后，剔掉花纹周边的釉面，露出瓷胎，表现出纹饰来。装饰题材主要有象征富贵幸福的牡丹花、莲花等。西夏瓷器的风格和制瓷技术，一方面受到中原磁州窑系、定窑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西夏浓厚的民族地方特色，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
19、龙泉窑青瓷匜
龙泉窑青釉驰名中外，白胎青瓷，胎厚而细腻，白中泛青，有“朱砂底”。匜是古代盛水、洗手用具，流行于元代，宋金少见，是研究匜发展的珍贵文物。
20、青花瓷
源于元代中期，后期得到很大发展，明清达到顶峰。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种装饰类型达到青花瓷那样影响巨大而且流传深远。青花料有进口和国产两种，进口的鲜蓝艳丽，国产的发灰较淡。青花料中兰色的是氧化钴，其中还含有一定的氧化锰和氧化铁，氧化锰含量高就会蓝中泛紫或泛绿，氧化铁含量高时就会发黑，氧化钴含量越高，颜色就越正，含量少就发灰。青花瓷的装饰设计中运用了中国水墨画的表现技法，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