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文明展厅
文博来源：张绍轩
前言
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亚欧的商贸通道。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下丝绸之路的几条路线图。
在中国的北方，有一条草原丝绸之路，她东起齐齐哈尔，穿越北方草原，途径乌兰巴托，最终到达欧洲。
另一条绿洲丝绸之路，就是通常大家较为熟悉的，起点一般认为是长安（今西安），穿越甘肃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出阳关、玉门关，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途经伊朗高原，再经两河流域，往西一直延伸到罗马。她的南线可以到达古时候的身毒（即史书记载的现在印度）。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以产自我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丝绸之路”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玄奘，他们的一些故事都与这条路有关。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
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开辟行走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丝路》。丝绸之路，概括地讲，是自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这条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 丝绸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的桥梁。
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
另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唐朝史书记载扬州、泉州、广州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贸易港口。中国著名的陶瓷，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料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一、丝绸之路的前奏
交流前沿
甘肃是早期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距今5000年左右，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农业文明已经形成，而后北方各游牧民族也逐渐发强盛起来，这时中原五王朝势力不断向外扩展，而北方草原文化向南渗透，加速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融，使驰骋在草原的游牧民族把中国、中亚、西亚的各沙漠绿洲连接起来，成为最初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甘肃成了古代中国最早接受并传播东西方文化的前沿地带。
权杖头：这一特殊器具在我国发现数量不多，仅在我省，陕西、新疆等地有出土，我馆展出的几件权仗头质地不同，有距距今5500年左右的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杖头，最大腹径10厘米。有出土于玉门火烧沟青铜时代四坝文化的石杖和青铜四羊首权仗。从考古资料与发掘情况表明，权杖头是一种身份、地位、权威的象征，在古代可能是部落酋长、氏族首领及有威望的人持有，玉门火烧四坝文化墓葬中的石杖头，木柄已朽，出土时在墓主人右手中，同墓随葬品较丰富，说明墓主人享有特殊身份。远古时期，在西亚、中亚、皆有权威人士执权杖的习俗，这类文物的出土，说明是与中亚文化接触和交流的结果。
拱背短刀：1975年发现于甘肃东乡林家村，属马家窑文化类型，距今约5000年左右。铜刀长12、5厘米，宽2、4厘米，扁体长条形，器物身长柄短，刃部至尖有一定的弧度，造型规整，握柄明显，经测定短刀含锡在10%，属铜锡合金，用音章范锻铸而成。据考证，这件拱背刀具迄今为为止是我国最早的青铜器，有认为，此物不是甘肃先民智慧结晶，而是外传的或是游牧民族的物品，但从发掘的各时期大量不同类型的青铜物证明，甘肃先民不仅发明了青铜冶铸技术，而且青铜生产技术的发展脉络清晰完整。极有可能在距今3000年前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从丝绸之路的东段已逐渐西传。
金鼻环：看上去似手镯，圆形开口处呈扁圆夹口，黄金质地，就应属于游牧民族上层或有身份地们的人所用，从此时的社会性质分析，阶级分配等级差别大，贫富悬数极高，从各类墓葬和不同墓主人随葬器物中反映明显。
玉：是一种温润光泽的美丽的矿石，经古代先民雕琢成器后，便赋予了千般万种的灵性，融进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古之玉器，是沟通天地、祭祀神鬼的社稷重器，并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我省静宁、定西、武威、广河等地出土的齐家文化玉璧、玉琮可谓是玉器中的精品。
这件瓦纹绿玉琮是大家走进丝路展厅见到的第一件国宝级文物。齐家瓦纹绿玉琮：高14、7厘米、宽8厘米、圆孔、径6、9，器形规整，雕工精湛，玉质细腻、润美光洁，色泽柔翠悦目，为深绿色和田玉。玉琮，中圆周方，象征天地，四角射部被琢为圆弧形，各横雕十三道瓦垄纹以形成四条纵向的弧棱带，两带之间减地为界，中尺圆管凸起于两端。这件瓦垄纹绿玉琮独放异彩，器物虽高但未分节，射部所饰严整而繁密的瓦垄纹带，这与良渚文化多节琮射部的神徽图案结构相近，是目前所知齐家文化中工艺水平最高的，被确定为国宝级文物。
蚕纹二连陶罐：出土于临洮马家坪，属齐家文化泥制红陶器，两个折肩小罐相连，大小和现今水杯差不多，在两个罐体的腹部，分别采用阴线条刻有蚕体6条，每罐三条，蚕纹相互对称，能明显看出吞头、嘴 眼。在蚕身上刻有8、9个条平行线纹和折线纹，表现出蚕体的肢节，蚕体形状略有弯曲，给人以活生生的蠕动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蚕纹很可能是人工家养蚕，时间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表明中国养蚕的悠久历史和对蚕神的崇敬，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民就已懂得了养蚕缫丝。
三足红陶鸟形器：广河齐家坪出土，高12厘米，属青铜时代齐家文化类型，器物质地以红陶泥制。器型鸟头较小，但特征明显。（嘴部、眼睛等）尾部呈器口，鸟型腹部容腔饱满，以三足相托，给人以敦厚稳健之感。此器物与波斯古文化的鸟形陶器有诸多相似，这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影响。
环纹货贝：新石器时代，马厂类型，距今4000年。在原始社会后期，氏族生活繁荣，人们将自然界中的蚌、贝壳和野兽、象牙等到器物制作成装饰品，而民族的迁徙往来，更丰富了人们对物质与精神产品的追求，促使了人们以装饰品为中介物，进行远距离的商品交换和相互交往。这些环纹货贝，其背部中央隆起，腹部较平坦，中间有凹槽，凹口狭长，两侧有粗状唇齿牙约12颗，经鉴定是产于我国台湾、海南岛、西沙群岛一带的贝类，这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甘肃先民就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了间接或直接的交换和往来。
甘肃被专家称为彩陶之乡，这一展柜只成列了部分我省出土，与新疆等地有类似器型纹饰的彩陶，表明远古时代，超乎我们现代人的想象，东西方应该就有交流。这件三狼纽盖彩陶鼎独具特色，深深打上游牧文化的烙印。说起鼎，在我们眼中似乎更熟悉的是青铜鼎，接下来就请大家参观我馆的西周青铜器。
周秦光华
甘肃东部，泾、渭河流域是周、秦的发源地，他们的先祖在泾水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兴邦立业，开疆拓土，使中原文化不断向西推进。到战国时，秦长城西达临洮，秦与河西走廊的交通已经畅通。甘肃出土的周秦时期的青铜重器，成为这时多元文化交流的见证。
周朝的创业兴邦：
青铜器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造型优美、纹饰绚丽、铸造精巧、铭文典雅，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陇东地区的灵台县白草坡，发掘、清理了一批西周墓葬，包括九座中、小型墓和一座车马坑，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周朝，由于礼制的加强，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青铜器物被赋予特殊而神秘的意义，成为体现礼制的东西，这就是青铜礼器、既所谓“藏礼于器”。如：鼎，原来是作为炊器，后来成为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种之一，而且是国家王权的象征。按照礼制组合成的列鼎，一般在祭天祭祖礼事中，多与簋相并而列，鼎为奇数，簋呈偶数，即：“天子九鼎、八簋，诸候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大夫三鼎二簋“。说明了周礼等级分明、尊卑有别。史书有”“定鼎、问鼎”的记载，所以，谁若夺到了这种礼器，就意味着守到了王权，若失却了鼎，就意味着丧失了王权。
爵：古代的饮酒器，即现在的酒杯，器型别致，长圆腹，前有倒酒用的流，后有尾，腹旁有把手，口沿处有两柱，器物下部有锥形三足。爵，又不单纯是一种饮酒器物，它的名称又有着贵族等级爵位的含义，在青铜礼乐器中，除鼎、簋、钟以外，爵也是礼器中生要的一种，有着明上下，别等列的作用。
（luan）伯提梁铜卤，器物美观大气。呈圆筒形，带动带盖，在方棱扁条式提梁面上饰凤纹，在提梁与卤身结合的两端铸有牛首，形象生动逼真。盖边及器身上下分饰三组对凤纹，两凤间又以变体兽面相隔，图案优美，艺术性强。特别是在盖内及腹部内均刻有铭文：“（ luan）伯作宝尊（ ）”，这是周王分封到（luan ）地的君臣所做的青铜礼器，以此来炫耀、显示自己的地位。
这是一件造型独特的青铜复合兵器——人头形銎戟。是我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多功能长柄武器。一般形制是戈与矛的组合，即在戈的顶端再安上矛，使之成为一种可勾可刺还可横砍，是杀伤力很强的兵器。在横长方内端有三齿，内面阴刻牛头形徽识，刺刃部铸成形象奇特的人头形，深目浓眉，披发卷须，大耳巨鼻，嘴唇突出，最引人深思的是，腮部有线条粗而深的唇形纹饰，这一形象显然非华夏人相貌，据史考证分析，很可能是当时对西周王朝威胁最大的猃狁人。而在兵器首部用异族人形象制成，有炫耀武功之意。
灵台白草坡墓群车马坑：车马坑陪葬制度是西周墓葬群的典型制度。坑内四匹马骨骼排列整齐，马车车轮印迹清晰，各种车马饰器散落坑内。这套軎辖是专门用来固定车轴顶端，以使车轮不致脱落。略呈长筒形，用时套在车轴的两端， 轴间有一横穿的孔，插入略呈长条形的辖来卡住固定，以保护车轴。
战国鼎形铜灯：铜灯的灯盏为反扣的器盖，从器腹两侧伸起的两个活动支架将铜盖托起，盖内可燃油点灯。这件铜灯，作战时携带方便，放下支架，合闭于器腹上，器盖上的一对宽嘴鸭首，扣住活动支架，在鼎内装满燃油时，由于器物制做得严丝合缝，油不易漏出，是一件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匠心独具的精品。
秦在甘肃的崛起：
甘肃是秦文化的发祥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甘肃天水秦安县大堡子山，由于盗掘古墓之风猖獗，为了打击犯罪，保护古墓葬，抢救性发掘了被历史尘积掩埋了两千七百多年的秦先公大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饰片与其它文物。
编钟是盛行于周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分斜挂式的角钟和直悬的纽钟两类，大小不同的几枚按序配列为一组，所以叫“编钟”。早期多以三枚，后来逐渐增多，甚至有十余枚为一组的，眼前这一组编钟就是来自礼县永兴乡，非常遗憾，它们不是出自考古挖掘，而是公安人员从盗墓者手里追缴回来的。
马背文明
生活在亚洲北部辽阔草原上的塞种、匈奴、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往来迁徙，充当着东西方交流的中介和文化传播的角色。他们带来了草原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同时也将华夏文明远播到期了中亚西亚与欧洲。
在甘肃东部、黄河中游和河西走廊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反映畜牧、狩猎和动物纹样的青铜文物，时间距今三千年左右，这些反映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青铜器物，有铸雕的各类动物饰牌、带具和动物雕塑以及游牧时便于携带的容器，青铜短剑、短刀等，与鄂尔多斯以及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艺术风格相似，它们是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
战国至西汉初期，河西走廊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青铜动物雕刻是他们喜爱的装饰品，这些铜鹿造型栩栩如生，充分表现了生活中动物的形象。马，对人的贡献是巨大的，它的使用，对发展交通、扩大交往、军事作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有浮雕形五龙斗虎均自然生动，极富生活情趣，这些器物都是钉扣在草带上或装饰于马具上，件件物品无不漾溢着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
鹰首形青铜权杖头：永登榆树沟沙井文化墓出土。鹰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崇奉的猛禽。鹰头制作生动，突显出尖喙圆眼，严阵以待的神态，这个鹰首权杖头，是部落首领身份地位的象征，他们手持有鹰首的杖头以象征权威。鹰饰，在古代藏族和蒙古族使用较多，他们视鹰以“天神”，作为民族的图腾崇拜。这个鹰首权杖器，是当时“王权”身份，地位的反映，部族首领手持杖头有鹰首的器物以象征权威和神对不可侵犯。
镶绿松石金耳环：出自沙井文化，约为春秋时期。金耳环为圆形，下联耳坠，耳坠为镶嵌的绿松石，制作精美，，技术娴熟，器物华贵，应是有身份人所佩戴。
二、丝绸之路的开拓
汉武帝时期，两次派张骞作为汉朝使者率领随从出使西域，与乌孙、大月氏、康居等三十六国建立关系。从此，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西汉每年派出使者，西域国家也派使者回访朝拜。各国商人也不失时机地做起了跨国生意。当时，西域各国的商人最宠爱的是中国的丝绸。因为中国的丝绸做的衣服色彩艳丽，耀人眼目，美不可言。西域各国的王公贵族都以能穿上用中国丝绸制作的衣服为荣耀。这样一来，做丝绸生意的商人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火。人们把汉朝通往西域各国的商路称为“丝绸之路”。
建郡设关
由于匈奴反对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友好交往和通商贸易，他们常在商路上设立障碍，抢劫商人财物。为了保证商人的安全，保持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持续下去。汉武帝下令在“丝绸之路”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派兵驻守，保护商队往来。还在各郡设置了专供商人、使者休息、补充给养的专门场所。另外，汉武帝还设置了玉门关和阳关二个关隘，设兵驻守，玉门关和阳关之间有长城连结，北行出玉门关，南行出阳关，两关分抵天山南北路的咽喉，成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下面展示的是发现于丝绸之路的兵器和防御设施。
弩机：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发箭的弓。由弩臂、弩机、弩弓等部件构成。丝绸之路是当时战争多发地带，弩就成了最常用的兵器，它的射程远，杀伤力强。弩臂弩弓均为木制，容易腐烂，因而只有铜质弩机保存至今。
转射：汉代边境坞墙或烽燧上安置的防御观察器。它的中心有元轴，开一斜孔，便于左右旋转，控制转角在100——150度左右，必要时可转动中轴，封锁射孔，以防冷箭偷袭。它是用于射箭，候望烽火，监视敌情的必备工具，分别安设在坞墙的西、北、南三面。
守郡系统：
汉代的烽火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苣、表和积薪，苣是用苇杆扎成的火炬，在发现敌情时，即点燃火苣报警，苣火多用于夜间。
表是当时于边塞烽燧上用的一种示警信号，是用布帛制成，悬于长竿之上的醒目标识。用来传递信息，表传递的速度，在汉代一天能传1600汉里，约今660公里。
积薪是用当地盛产的芦苇扎成纵横交错相叠而成的大柴堆。又称“积薪垛”，是当时用来施放烽火信号的柴草。积薪可以全天候使用。
以上三种不同的物品组合，以及不同数量的组合，分别被约定为不同的含义，代表敌人来犯的数量，反映敌人在什么地方扰边，是否掳走财富等。
甘肃被专家称作简牍之乡，目前我国出土的汉简82%保存在甘肃。所谓“简”指的就是竹或木削成的具有一定长、宽、厚度用以写字的薄片。一般是每简写一行，偶有两行者，字数则因简的长度及字形大小而异，少者数字，多则数十字乃至百余字。若干简牍编联起来即成“册”，通常一册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这是我国书籍的最早形态。
所谓“牍”，实际上是削成长方形的薄木板，也就是说，当书写内容较少，不超过百字，不须联简成册时，即可写在牍上。所以用竹木为质地的简统称为简牍。
塞上烽火品约简：《塞上烽火品约册》：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出土，共17枚。烽火品约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情况下应使用的不同联防示警信号。品：里是指汉律中的 、令、条文补充的法律种类。约：是预先规定需遵守的条约或条件。如果前方有匈奴入侵，消息就会很快逐级报告到中央。当年汉武帝令大将军卫青、霍去病率数十万大军夹攻匈奴时，就以举烽火为进军号令。一天之内就将统一的军令从今甘肃经内蒙古，传到1500公里外的辽东半岛。该册简由松木制成，长38.5厘米，宽1.5厘米。整个文书全部用流畅的隶书写成，极具书法价值。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宝级文物。
张掖都尉启信：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出土。高21、5厘米，悬挂于启戟上的旌幡，为高级官吏出行标识，也是通行关禁的证件。用红色长方形绢制成，周缘卷边，上缀系圈，左右竖排墨书篆体“张掖都尉启信”六字。
天马西来
马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也是当时军队作战的有力能动武器，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远征凶奴，为得到西域的汉血宝马，曾派将军李广利发兵十万，迫使大宛献出了三千匹汉血宝马。从此以后河西有了专门的养马场，骑兵部队也由此逐渐强大起来。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边境的安全。
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队是1969年10月出土于我省武威雷台汉墓，雷台汉墓位于武威市北郊，是一座高大的长方形夯筑土台，台上有明代建筑“雷祖观”，故名雷台。依据墓葬形制及出土物的时代特征，判断为东汉晚期大型砖室墓，墓室部分总长19、2米，最宽处10、3米，深约8、6米，以前曾被盗过，墓葬共出土文物为231件，古钱币2万多枚，堪称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地下博物馆”。至于墓主人是谁，目前还有争议，不过，根据墓中所出铜俑多件背刻“张氏奴”或“张氏婢”，一只制作粗糙的陶碗上刻有“张家奴字益宗”，可知墓主人为一张姓贵族。墓中还出有四颗龟钮银印，其中两颗印文文刻有“将军”字样。从铜车马仪仗队列的豪华气势，对照汉代舆服制度，推断墓主人应为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雷台墓出土之后在国内外都引起了轰动，它除了出土了一列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内涵丰富的铜车马仪仗队外，尤为突出的是队列中有一匹傲世凌空，蹄掠飞隼的铜奔马。
铜奔马：高34、5厘米，长4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00克。铜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逸足奔腾状，摄取了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鸟的刹那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疾速向前的动势。铜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中于超蹑飞鸟的一足上。精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铜奔马是按照良马式的标准去塑造的，集河西走马、大宛马、蒙古马等马种的优点于一身，特别是表现出河西走马的对侧步的特征，使凉州骏马遨游丝路，势凌万里的不凡气质，通过巧妙的构思经营。精练的艺术造型和卓越的铸铜工艺完美地体现出来。铜奔马成为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因此被列为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驰誉世界，它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
铜车马仪仗队：是由38匹铜马，一头铜牛，14辆铜车，17件的手持矛与戟的武士俑和28件奴婢组成，它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显示出汉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象这样成批、成组、精致的铜质车马俑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
这批铜车马，不但勾绘施彩，而且附有完整的车马具，制作精细如真，可惜多已残失。与之随葬的还有很多铜质生活用品，如铜壶、铜耳杯、铜叉、铜釜甑、铜鉴等等，其中有几件器物制作的非常精美，如铜连枝灯，是由座、干、托、盏组成，高1、12米，圆座钸云兽纹，灯干为璧状和镂空人形的图案叶片，而连枝擎托，是透雕鸾凤、缠枝的叶片，灯顶没有纹饰，放有一较大的灯盏，共为十三盏灯。
釉陶陶楼院，楼高67、1厘米，楼院为长方形，四周围为院墙，正面开门，门侧各出一拱，上层门楼已残失。门两边各开一窗。院内有隔墙，将前院分为一大院，二小院，一条后院也一隔为二，隔墙有门相通，院中为五层楼，每层均四面出檐。院墙四角，各有一方形望楼，望楼之间以飞桥相连，桥身两侧皆有障墙，成悬槽形式，以防外面敌人射袭。这一多层建筑模型，为研究我国东汉地主庄园和古代建筑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丝绸锦绣
中国是蚕桑丝织技术的发明国，丝绸生产技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之一，过去，人们认为丝织技术是黄帝时期发明的，仅有4500年的历史。现在看来应大大提前。因为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有一只象牙盅，在它的口沿部发现有清晰的罗纹，腹部刻有编织纹和四条蠕动的蚕纹。从蚕的形态看，有人认为是家蚕，有人认为是野蚕。但它应是已用蚕丝纺织的写照，距今的年代约7000年。后来又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相继出土文物中都有蚕类的纹饰，由此可以断定，早在7000年前，我国已发明丝织技术，开始可能用野蚕丝，到了五六千年前已发明了人工养蚕技术，用家蚕丝纺织。到了三四千年前，全国许多地区已都能进行丝织生产了。
甘肃既是中国丝绸运销西方的要道，也是蚕桑丝绢重要产区之一，考古发现的汉晋丝麻织品，品种繁多，色泽艳丽，工艺精巧，反映出我国丝绸织染的高超水平。
丝绸刺绣花边：在每一个小三角里，都绣有一只神态各异的仙鹤，历经2000年的岁月洗礼，丝绸绚丽的色彩尽失，但我们透过精美的刺绣花边，依稀可以遥想当年的盛况。
科技艺术
医方简：1972年出土于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初年墓中，大部分保存完好，发现共有92枚医药简牍。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中医领域，包括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疑难杂症等方面。收录各类方剂30多个，使用药物上百种。对病名、症状、应服药物组合、用量、药物炮制、剂型、服用方法以及针灸穴位、针刺深度、留针时间及至生活禁忌等，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这批简牍，为我们保留了不少古老的中医资料，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医学水平。表明当时的临床治疗不仅已经确立了“辩证施治”原则，而且已形成了较严整的科学体系。
《仪礼》简：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纵56、5厘米，《仪礼》简共三本，四百六十九枚简。内容分别为《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时》。《仪礼》简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该简册书写工整秀丽，是汉代墨写隶书的上品。
《仪礼》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详细记述周代贵族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项礼仪和准则，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制度，习俗和道德规范，为贵族子弟们入仕前的必修教科书。
肩水金关纸：发现于居延肩水金关西汉墓，长21厘米，肩水金关纸是现存的我国早期古纸标本，它是由本色的废旧麻絮、绳头、布料等原料制成，以苧麻的成分为主，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说明最晚在西汉中期，我国已出现了利用废旧麻料抄造的初级形态的纸。
木雕工艺：
汉代是甘肃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武威为河西走廊重镇，也是汉代河西四郡之一，“丝绸之路”开通后，农商经济的日益繁荣。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因此，木雕出自武威是与当时武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分不开的。汉代的民间艺人继承了西周和秦朝大铜鼎的图纹装饰方法，通过木雕这种特有的表现形式，借物寓情，雕刻出各种不同的艺术形象。从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甘肃汉代木雕至今仍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令人叹为观止，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享受。下面选择几件精品作一简单介绍。
木卧狗：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驯养的家畜，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常言道“画兽难画狗”。这只狗正在警觉的注视着前方，等待时机为主人尽职尽忠。如此生动传神的形象，是用一块木头雕刻的，刀法娴熟而流畅。
木独角兽：磨嘴子汉墓出土。长57厘米，为汉代木雕中的代表作品，代表它通常放在墓门前用来镇墓，辟邪，独角兽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又被称为“獬豸”古代木雕艺人成功的塑造出具有勇往直前，英勇善战的武士形象，关于独角兽的来历，国内考古学家认为可能与犀牛有关。
墓室壁画：
魏晋时期，在河西走廊西部出土了一群内容丰富，色彩鲜艳的壁画墓彩绘砖，它是古人在砖上用线条和色彩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对了解当时的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价值。
在嘉峪关新城先后发现绘有壁画的墓有9座，四壁都有彩绘，通常绘于立砌的砖面上，一砖一画，或同壁相邻的几块砖组成一幅画。砖面上先施一层白色底衣，周边勾绘土红色边栏，然后绘画图案。内容主要表现仪仗出行、宴饮、奏乐、厨炊、放牧、狩猎、农耕、采桑、坞壁等，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
这就是当时放牧的场面，可以看出当时畜牧业的发展状况，饲养牲畜有马、牛、羊、骆驼等。汉时河西走廊是水草肥美的天然优良牧场。
双驼彩绘图：中间绘一大一小骆驼，左边有一棵树，树叶很茂盛，大骆驼在昂头吃树叶。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河西的少数民族已开始驯养骆驼，至魏晋时期，骆驼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得更广泛了。
宴享图壁画砖：中间跪坐女主人，身旁陪衬四个侍女，三个持扇，另一个持物，画上方绘盘、樽、勺等物。画砖场面把贵族妇女的精神状态烘托了出来。
切肉烤肉图：右侧绘一案，一男子坐在案后切肉，案前置一盆，画面中央钩挂四条肉，下面有肉盆，画面左侧火上架一釜，旁边有一男子煮肉。案是汉魏时期居民生活中的日常用具，类似这样的场面在别的墓也有，有宰猪、杀羊、杀鸡等。充分反映了世家大族不劳而获的豪华场面。
耕种图：画面分为上下二层，上层左起二牛驾辕犁，一男子抚犁，中间一女子撒种子，后面有二牛拉耱，男子右脚踩耱，右手拉缰绳。展现了从种到收的全过程和使用的各种农具，这种耕种方法早在三国时就已传入河西。
三、丝绸之路的繁荣
商旅往来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面向世界的政策使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更加广泛。甘肃作为商贸中转站，不仅增强了与新疆、印度、西域的联系，也成为漠北、西域、南方、西藏之间的纽带。不辞辛苦的中外商旅和僧众，工匠们，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等传至西方，又将西方的音乐、舞蹈和奇珍异物带回中国。各种文化融汇贯通，留下了来自国内外的珍奇异宝，多姿多彩的佛教艺术，音乐，舞蹈等等，丝绸之路的繁荣充分体现在这些中西方文化融汇的文物精品上。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上群芳争艳，三彩釉陶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因为常用三种基本色，又在唐代形成特点，所以被后人称为“唐三彩”。多用于殉葬。
唐三彩：经两次煅烧而成，先是在１１００左右的高温下素烧，冷却后用釉料在器物的胎面上按设计方案巧妙搭配，再经９００度的低温烧制。在烧制过程中铜釉流动，各种颜色出现层次的浓淡和交织。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赭、绿三色为主。它主要是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色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唐三彩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显出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唐三彩用于随葬，作为冥器，因为它的胎质松脆，防水性能差，实用性远不如当时已经出现的青瓷和白瓷。
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彩，一般可以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出土的唐三彩，从现在分类来看主要也是分为动物、器皿和人物三类，尤其以动物居多，这个可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我国古代马是人们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战场上需要马，农民耕田需要马，交通运输也需要马，所以唐三彩出土的马比较多。其次就是骆驼也比较多，这可能和当时中外贸易有关，骆驼是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之一，且丝绸之路沿途需要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所以说，匠人们把它反映在工艺品上。
三彩胡人牵马俑 唐 （一级文物）
马通体７５厘米，施深黄釉，四蹄处见绿釉，比例匀称，肌肉清晰有力，神骏矫健。头较小，颈长而粗，嘴微张，低头偏向牵马者。四腿结实有力，四蹄踩于踏板上。人高７３厘米，施深黄釉，头部为白色，光头，蓄刘海。双目圆睁，鼻翼张开，上唇及额下有须，穿紧袖圆领长袍，下身着裤，穿靴，双手紧握，曲臂作牵马状。从发型和衣着来看，显然不是汉人，但与白色人种也不同，史载回鹘装为紧身衣袖、腰身较窄、左衽、右衽或套头，下摆较短，刚过膝，下穿长裤皮靴，多带尖顶帽。这件俑的服饰和相貌基本符合回鹘人的特征，但其发型非常特殊，与新疆米兰寺院壁画中的带翼天使（３世纪）基本一样。所以其族属还有待研究。
佛陀之光
天梯山石窟是我国最早见于史册记载并颇有影响的一处早期石窟，按我国石窟寺开凿先后顺序，天梯山石窟居第二位，稍晚于莫高窟，始建于北凉时期，文献中有不少北凉沮渠氏修建石窟的记载。
1959年甘肃修建黄羊水库，即将淹没这些宝贵的文物，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和保护，专家把他们都请进了甘肃省博物馆。
影塑菩萨 北魏 天水麦积山
距今1500年，开凿于十六国晚期，稍晚于莫高窟。一件高为36、5cm，一件36cm，束发戴冠，面容修长，细劲削眉，五官清秀，身着交领宽袖长裙，裙幅曳地，宽大帔巾绕双肩后交叉于腹前。一手上举至胸前，一手藏袖中至体侧，身体后倾，小腹前突，俯首下视，脉脉含笑，端庄温柔，和蔼可亲，虽不着铅华，但气质高雅，风度潇洒，“濯濯如春风柳“，俨然不是上界的神，而是中原士大夫和南朝土族府上的大家闺秀。
魏晋时期南方的门阀世族和文人雅士，享有世袭的高官厚禄，拥有田园奴婢，赋诗、清淡、学仙、修道、穿宽大衣裳，并以此为飘逸、风流。追求风骨潇洒。飘飘欲仙的感觉，并以清瘦为美。“褒衣博带”，“大冠高履”，这就是“秀骨清相”的社会基础。
一佛二菩萨 唐
佛：天梯山石窟造像现存以唐代为最多、最好，三代匠师们在表现佛的深沉低严，菩萨的清纯秀丽和对造像细致入微的感情刻画方面，有较高的成就，主尊坐佛，全跌坐，阴刻波线纹肉髻，丰颐秀目，低垂下视的双眼和紧闭的双唇，流露出庄重深思的神情。右手结定印，左手肤膝，也表现出恬静的心境。身着圆领通肩大衣，衣纹为梯形线条流畅，表现出质地柔软厚重，造像比例适当，体态雍容宽松。
右侧菩萨：天梯山石窟菩萨大多体形高大，体态丰满，肌肤莹润，亭亭玉立。这位菩萨高180cm，梳高发 。曲眉丰颐（颊），面色莹洁， 双手纤巧，肌肤白暂，上身赤裸，帔巾裹双肩下垂后绕腹肩一道，腰系锦裙，身材比例匀称，身躯呈优美的S形，显示出娴静温婉的性格，是唐代所谓“丰肌秀骨”的典型。
套装舍利容器 泾川 894年
1964年出土于甘肃泾川的一座唐代大云寺塔基地室，出土了一套舍利窟器，共5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琉璃舍利瓶组成，大小相隔套装在一起。最外层为石函，由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方形履斗形，顶上正中方格内写“大周泾川大云寺舍利之函一十四粒”。第二层为铜匣，通体鎏金，间刻忍冬纹，盖顶嵌一银质莲花，十二瓣，莲花中心镶一桃形银珠。背面安二银质合页，正面安三个花瓣形银扣、挂鎏金铜锁钥。第三层银椁，覆瓦盖式，通体忍冬。两侧各安两圆环，底座呈长方形，四面有勾栏一周，空间镶嵌菱形花纹，第四层金棺，棺盖及棺身用金片、珍珠、绿松石镶嵌成大莲花，周围又饰以金片组成的小莲花。金棺内有一檀香木小隔板，一琉璃瓶装舍利十三粒，形如米粒，质似珍珠，中间有人工穿的小孔。瓶上盖古铜色丝质小帕。这套舍利容器被确定为国宝级文物。大云寺在隋代时被称为大兴国寺，武则天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派人编纂了《大云经》，因为《大云经》中有女人当皇帝的故事，因被称为大云寺。
浮雕舍利石棺：石棺内原来放置的是舍利的黑色漆盒及三只琉璃瓶。分别为白、绿、黄三色，内盛舍利子三百余粒，按质地分为砂石、玉、玛瑙等。 石棺表面共雕刻各色人物近三十人，三只动物，形象生动，个性鲜明。 棺盖边缘刻一圈桃形单尖瓣仰莲，施红彩，蓝彩，前端中栏浮雕朱雀一只，奋起欲飞，浑身贴金.左侧中栏雕一龙，竖鳞摇尾，施红，绿彩，左侧中栏雕一虎，作欲扑之势。棺身前后端线刻双扇门，以金、白粉勾出门环及泡钉，门两侧各雕两天王守护，前门两天王挽高髻、涂目高鼻、蹬乌靴、扶剑； 后门两天王半跪，双目圆睁，彼此对视。四天王残留金及蓝白等色，棺身左右为佛传故事。右侧为涅槃图，释迦牟尼侧身卧于佛床上，右臂曲枕，叠足而卧。灵床两端各立一挽高发髻的女性，右者身着紫袍，愁容满面；左者着绿实袍，捶胸顿足。灵床后方雕十弟子举哀、床后三人只露上身，第一人双目圆睁，目光呆滞；中间一人闭目呜咽；第三人以手拭泪；十弟子中着红袍的可能是迦叶，扶他的可能名阿难。继十弟子之后是二飞天，都表现深沉的痛苦，棺身左侧是迎佛图，一缕呈如意状的祥云，佛结跃坐云端，神态安祥，整个场面欢乐热烈，同涅图凄惨哀婉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彩绘木塔：塔呈八角形，攒尖顶，塔顶及塔身每面彩绘菩萨三身，每个转角梁上插一木牌，上有彩绘菩萨一身（有几块缺失），菩萨均结跏趺坐，各持摩尼珠、法螺、金刚杵、斧、剑等法器。据记载，出土时塔内装有银塔一座，上刻“于阗国大师从德”字样，可能是于阗国给沙州的奉品。
乐舞翩跹
胡腾舞俑 ：隋唐时期的“西凉伎”，被视作国乐。在演奏西凉伎乐时，常伴以胡腾舞。 这件铜舞俑生动再现了胡腾儿豪放飞动的舞姿。 西凉乐是唐代十大国乐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本地乐舞和中原、西域等民族乐舞互相影响，广泛交融和吸收，形成具有西凉独特风格的东舞艺术。至唐代时，发展到鼎盛时期，西凉乐名声显赫，规模宏大，乐器种类达27种。西凉乐舞对我国音乐艺术影响深远。白居易诗：“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太真就是杨贵妃，其善跳胡旋舞。 此胡腾舞鹰勾鼻，戴尖帽，穿窄袖胡衫，腰束长带，脚登锦靴，身背酒葫芦，生动形象，乐舞飞扬。舞者一臂向前高扬，一臂向下屈垂，左腿屈扬，右脚蹬后，呈半球状六瓣莲花的中央。
丝路奇珍
海兽葡萄纹镜：南北朝时期，葡萄纹由西亚经中亚传人我国，到了唐朝，葡萄纹和海兽纹成为铜镜上的主要纹样。
四、丝绸之路的绵延
文化多彩
金书西夏文佛经：定西。用泥金抄写在紫青纸上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现存八页，该经保存完好，色泽如新，书法精美，是西夏时期的作品。迄今存世的西夏文金书佛经只有几件——法国人购得的《添品妙法莲花经》，西安市文管处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的少量残页。宋代的经书汉文佛经也不多见。所以，这件金书西夏文佛经是中国古代佛经中的精品。
铜牦牛：这是我国第一件以牦牛为造型的青铜器，风格写真，造型质朴，冶炼技术高超，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藏族艺术瑰宝。牦牛站立，头部微前倾，嘴巴张启，一只雄牦牛正在吼叫，大幅度弯曲的牛角给人以力量和雄健的美感享受，高高隆起的脊峰，粗矮，健壮的体型，艺术家对牦牛的裙毛、颈毛进行大胆取舍，尾巴造型独具匠心。尾巴上的纹线与牛面部、眼部及鼻部装饰纹线形成呼应的关系。 藏族有“神牛供奉制”，从这尊青铜牦牛身上我们感受到藏族先民们那规模宏大的宗教祭祀礼，听到藏人崇圣的山神化身白牦牛时发出的震彻山谷的吼声，几千年来，牦牛为藏人的生存、繁衍、发展、强盛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摩竭纹铜镜（金）：带翼的龙头鱼身纹是金代铜镜上流行的纹样，源自印度的巨鱼摩竭纹演化的样式，也是金代女真人的创新，鱼在女真艺术品中作为装饰图案大量出现，有审美意义和象征意义，与女真族渔猎生产而形成的审美观念有关。双鱼和双龙是金代铜镜的主要纹饰之一，数量也较多，但这件鱼龙变化镜却是绝无仅有的珍品。镜面遍布多层圆形波浪纹，后浪推前浪的感觉无穷生动，中间的鱼龙正在变化，头部已成龙形，鲤鱼的腹鳍被两只大翅膀代替，尾鳍卷成波浪卷花，这种鱼龙变化的形象在金代以至历代铜镜纹饰中都没有见过，与文献记载的鱼龙变化相比较也别具特色。
八思巴文铁质银字符牌：牌面自左至右铸凸起的八思巴蒙古字五行，字面镀银，译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如违，要罪过者”。此牌为传递军情的使者佩带，作为取信于沿途驿站的凭证。这种锒字圆牌目前已知存世仅两面，另一面出土于西伯利亚的扎木斯克，但图文清晰度差。
莲花托盏：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这套盏托造型优美，色彩艳丽、工艺精湛，是至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古代玻璃盏。
瓷器生辉
耀州窑青釉卧狮灯盏：灯座为卧狮状，狮子四肢前屈，尾翘，张嘴露齿，回头左视，耳鼻须眼等刻印清晰，形象生动活泼。狮背上放置一菊瓣口的灯盏，有三十多瓣，盏心为折枝牡丹纹。灯盏通体施青釉，釉色姜黄，釉薄处显胎筋，底部露胎并有一小孔，胎色暗灰，不甚精细，反映出耀州青瓷已呈衰落趋势。
耀州窑青釉刻花五足炉（北宋）直口直腹，圆底，唇微下卷，下部相等距离，嵌五足，五足是大象的头部，其面部底眼鼻牙上的褶皱非常清晰，器内腹与足底露胎，胎质细灰，口沿上刻牡丹花纹，器表挂青釉，微发黄，淡处显白色胎骨。釉与花纹搭配协调，为上乘之作。
磁州窑虎纹瓷枕（北宋）：瓷枕呈长方形，白釉褐彩.枕面主题纹饰为一卧虎，上方题”明道之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底部有”张家造”印迹，前后左右面绘折枝牡丹.兰草花纹，虎横卧山林，肌健毛密，威镇一方，运笔纵横倾泻，如醉如痴，意趣横生，堪称上品。
龙泉窑青釉瓷匜:匜是古代盛水.洗手用器.流行于元代，宋金少见，是研究瓷匜发展的珍贵文物。
官窑粉青釉长颈多棱瓷瓶：南宋官窑是金人占领北宋后，在浙江杭州建立的官窑.此瓶胎色紫灰，满布粉青釉.器身棱角因釉薄而现露胎骨，釉面有稀疏的冰裂纹，底部有支烧痕点，是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造型少见，犹为珍贵。
白釉剔花罐 西夏：国家一级文物。圆口略外折，口沿下有一圈突起，施复合釉（先在胎上施白化妆土，剃刻花纹后，罩透明釉），罐内施酱色釉。肩部刻两圈卷草纹，中间隔两根弦纹，腹部刻牡丹纹，最下部留白，花繁叶茂，生意盎然。
黑釉剔花牡丹纹罐：西夏的瓷器制造业相当发达，品种多且有特色，以白釉和黑釉为多，经科学测定，釉料淘洗比较细，三氧化二铁的含量只有0.66%，从而提高了釉的透明度，西夏瓷器的装饰题材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事物，如象征富贵幸福的牡丹花，佛教象征物莲花等。
这件器物的制作方法是：先在瓷胎施黑釉，稍干后，剃掉花纹周围的釉面，露处瓷胎，留下的釉面即牡丹花纹图案，细花纹和底纹用刻画法，这种技法纹饰突出，色差强烈，主要在深色釉显花的瓷器上。
景德镇窑釉里红高足瓷杯: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制瓷工人发明的，它用铜红料在瓷胎上涂沫或绘画，然后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
结束语
陀铃阵阵，羌笛悠扬，丝绸之路跨越无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险阻的山脉，把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罗马文明连接在一起，将古代中国推上国际舞台.古代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对外交流，西方文明离不开开放的古代中国.丝绸之路是商贸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开放之路，是人类伟大的创举.它的历史，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友好交往的历史，它的经验向人们提示，开放接纳，博采众长，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西部开发的今天，这条昔日古代将再次焕发出它的青春魅力。